我始終沒有忘記，國小老師來家庭訪問時，卻撞見父親放在桌上的義肢。老師那一臉尷尬的表情：他似乎想要問那是誰的腿，但又刻意的避過那敏感的問題…

於一個殘障者的家人而言，和一個身心障礙者相處的生活也不過就是生活，不值得大驚小怪。但對於從小就在「身心障礙種族隔離」教育政策下長大的台灣人來說，因為缺乏和障礙者相處的經驗，要不視而不見、冷漠以對，要不就是「過度的關心與協助」，尷尬的氣氛在台灣的公車、捷運、街頭時時發生，這簡直比面對非洲咕嚕族的問路那種溝通障礙還要痛苦。

 

我們大多數的人無法從自己的表情資料庫找到適合的嘴角微笑彎度。

 

當我決定為身心障礙者製作一系列的紀錄片時，我開始想到老師那張尷尬的臉，想到和只有一條腿和一隻手臂的父親一起生活那十多年極其平凡的日子。

我倒底要為身心障礙者記錄什麼呢？究竟那些人和人之間平凡的情感有什麼值得觀眾注意？讓觀眾知道一個自閉症的小孩如何的求學、或是一個精神分裂的病患如何就業有什麼重要？我們早就習慣讓自己：視而不見，或者偶然在過年過節大發善心捐款就可以了…絕對不是要引起人們的同情吧，我想。

 

這個系列的紀錄片只是要告訴觀眾，有一群普通人他們和身心障礙者情感交流的過程。病名不重要，障礙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人有他們一套特別卻又平等的方式來面對身邊的身心障礙者。

於是，這個紀錄片最重要的觀點被建立起來了：爸爸和智障兒子之間、小學生和自閉症的同學之間、寄養家庭的保母和重度殘障兒之間…尋常人物的尋常關係。

 

每次出機採訪，受訪者總會搖搖手說：「你們要記錄什麼啊？我又不是好人好事代表……沒什麼好拍的啊……」

是的，我們完全不需要好人好事代表的紀錄片，而尋常生活的紀錄的確是困難的：我們可以用「窺奇」的角度去觀察視障者如何分辨不同公車的廠牌引擎聲響，也可以驚訝於洗車清潔公司老闆如何訓練精神分裂病患工作…但是「窺奇」是注定失敗的：因為他們的生活是如此的普通，與激情的連續劇比起來簡直不值得一談。

 

值得觀眾停下遙控器的是：他們為何相愛，這些人如何相愛。

因為有愛，生活才能繼續下去，否則只有永無止盡的怨懟。

在「木新大哥與英俊弟弟」那集的兄弟之情中，讓我深深的體會「愛」可能是人類戰勝疾病、殘缺的唯一良藥。一個發病近二十年的重度精神分裂症病患，失去了原有的工作、甚至也失去了家庭的支持，原本大哥可能會變成街上的遊民、或者報紙上失控放火、殺人的施暴者，卻因為弟弟良善的接納，近十幾年來，從來未曾發生暴力攻擊他人的行為。弟弟說了：也許很多的家屬選擇放棄，但是即便把門鎖起來、讓他自生自滅，他還是在那裡，你沒有辦法忘記他，問題還是存在…

「接納」這樣簡單的字眼，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其實也不是太難，但我們多數的人還是作不到。

 

並非每個案例都像大愛世界那樣，完全沒有人性的衝突與煩惱，我們在採訪的中間，也有令人心碎的意外發現：一個生了智障兒的母親遭到父親長期的暴力毆打（在育有智障兒童的家庭中，冷漠與暴力其實並不少見，詳見「大智和爸爸媽媽」一集）、也看見了企業集團如何排擠精神病患的工作權（精神病患在所有的障別中就業率之低，僅好過自閉兒；「老哥和十個太陽」）…等等這些社會上對於障礙者無聲無息的暴力每天都在發生。

 

在事不關己的狀況下，人們都能以「接納的微笑」宣示對於殘障者的尊重，然而當它變成一種生活、工作上的親密關係時，我想，我們大多數的人還是不曉得要怎麼去面對與接受殘缺的事實；即便是自己的兒子、自己的學生。

 

因此，我們不得不佩服「淑玲和同事們」中錄取淑玲（腦性麻痺患者）的律師事務所的老闆。他讓口齒不清、走路行動不便的淑玲和其他的員工一樣負責接聽客戶來電、甚至讓她到法院去見習…

儘管他謙稱：當初錄取淑玲只是因為他身兼獅子會會長，必須以身作則示範「雇用身心障礙者」宣揚這項法規的好處…但是律師老闆還是看見了她的長處，如今，她已經在律師事務所中工作了近三年的時間。

原來接納，需要這麼多的時間。

在這個充滿迷信的社會中，許多人選擇相信宗教輪迴，也就把病患、殘障者的遭遇視為前世的報應、因果，認為如此可以解除這世界的不平與困惑，然而卻把自己的心推入了更不可解的牢籠之中，因為對於疾病的無知，於是歧視和焦慮的同情就產生了。

 

許多的障礙者都在影片中對觀眾說了：只希望你們把我當成平常人，並不需要特別的扶我、幫我，不需要同情我，這樣就夠了。

這是多麼渺小的願望，但卻是不簡單的任務。嘴角微笑的彎度的確不好調整，但心理上對他們公平的看待卻是最大的課題。

 

這個系列裡，也許你會看到幾齣悲劇，也許有幾次你會對於人和人之間淡淡的幸福感到無比感動。但其實，每一集的主題都是一樣的：只是愛和無知、歧視之間的對抗。

拍攝這個系列，讓我知道，儘管人類在疾病面前顯得脆弱，但，還是有人這樣費盡氣力去愛。

憎恨、歧視能有多久，愛，就能更長。